您现在的位置: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言文字网 >> 语言课堂 >> 正文 今天是: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 作者:南波    转贴自:本站整理    点击数:3782    文章录入:xuxun ]
  在那间几乎被沈从文著作占了三成空间的书房里,周有光身着一间白色体恤,神清气闲地坐在紧靠窗户的书桌前,时不时用一张干净的白手绢沾去额头上的汗珠,动作优雅,桌子上一杯加奶咖啡已冷却多时。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每天喝咖啡的习惯,据说这个习惯缘于他夫人张允和女士长期的“调教”。现在,周很少出门,这个十几平方米的书斋,便自然成为了他的主要活动区,终日与书为伴,以文寄情,既是精神境界上的一大快事,亦是身体上的几丝无奈。这间并不太大的书斋,不仅读书修身,而且还可寻觅和追忆往事,99岁的他身处书斋,只求宁静。

  对于人的寿命,他有一套自称为“生命曲线”的观点,他说:“只要一个人活的年龄不超过100岁,那么,就说明他还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反之,若一个人活过了100岁,那么,这个人就已是非正常人了。从生理的角度看,这些人通常过着非常人的生活,活得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他双手赞成在必要时,对年纪过大的老人使用“安乐死”。2003年,医院的医生借检查之机“强行”将他拉到病床上,这使得他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两个多月,对于这位身份显赫、年近百岁高龄老人的光临,使得医院的医生护士们精神异常紧张,生怕他会有什么闪失,出院后医生才告诉他说“你总算挺过来了,我们都一直为您紧张得直流虚汗呢”。周先生的回答则是“紧张什么?我还是个正常人嘛。”

  不过,99岁的他在生理机能上明显大不如前。目前,他已双耳失聪,只能依靠助听器才能与人进行交流,即便戴上助听器,交流起来仍有些许障碍,通常要以“吼”的方式才能交流,若“吼”也不行,便索性“以文会友”,将所要交流的内容和采访提纲写在纸上,他看明白之后再一一作答,但这并不影响交流的质量。除了耳朵不好使外,两条腿也不似以前那般听话了,前几年还能四处走动走动,现在因右腿常常会有神经性疼痛,所以,稍走几百米就感觉很累,健步如飞已成为了梦中的奢望。不过,与他的生理状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的精神状态,皮肤润泽、红光满面,精气神俱佳。与人交谈时,始终给人一种健谈、矍铄、舒适的感觉,思想活跃得他常使人忘记他的年龄,爽朗的笑声中透露出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观与健壮生命力。他每天只干两件事情,其一是“三看”,即看书、看报、看电视,为的是紧跟时事动态,其二是写一些“狗屁不通”的文章。文章的稿酬并不高,有的文章甚至还处在十几年前的水平,但他仍是笔耕不缀、孜孜不倦,写出一篇又一篇性情文章。


“周家”与“张家”

  周有光的祖籍宜兴,出生在江苏常州,与赵元任、瞿秋白两人是同乡,并且都住在如今闻名遐迩的常州青果巷里。曾祖父是清朝末年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兼实业家,也是较早的一批资本家,旗下拥有众多实业,在江苏常州经营有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经营状况十分良好。清朝道光年间太平军起,太平军攻打常州城,周家便全力支持清军,并为守城官兵提供了全部军饷。由于太平军久攻不下常州,最后攻陷南京后才转攻下常州的,常州失守,其曾祖父投水自尽,万贯家产化作乌有,周家开始逐渐败落,但还能靠清政府每年拨发一笔可观的银两,来维持奢豪的生活开支。自民国建立后,其光景便一年不如一年了,甚至到了周有光读大学时还交不上学费的地步。周常调侃说,“我们周家是因太平军没落衰败,而我夫人张允和的家却因太平军而兴盛发达。”

  与名誉江南的周家相比,其夫人张允和的“张家”更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家族,它与李鸿章的“李家”相并列,是清末安徽合肥五大家族之一。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朝“淮军”的第二号人物,是左宗棠的左膀右臂。张树声在与李鸿章一道平定太平天国之后,被册封为江苏、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可一到张武龄(张允和之父)手里时,情势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张武龄一改张家世代从政的传统,变成了一名淡薄名利,整日沉溺于笔墨纸砚的文弱书生。不过,令他骄傲的是,其膝下儿女都个个有出息,而其四位女儿更是个个相貌出众,品学兼佳,各有所长。连叶圣陶都不仅感伤地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在四个女儿中,其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大文豪沈从文,而其二女儿张允和便嫁给了周有光。于是,周有光便与沈从文成为了连襟之亲。一个“海派”,一个“京派”,相安无事。


洋教育

  其实,对于任何一位阅历丰厚得文化老人而言,都时有一缕怀旧的情丝,旧时月色的印记,在心头总是挥之不去,满腹的心事,只能凝成一声长叹。“当我回过头来才猛然发现,不知不觉之间,自己竟跨度了四个时代,好长!”他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不管是看待自己的历史,还是看待整个人类的历史,都一定要用“时间和空间的眼光”。思绪便在时间和空间的刻度下变得清晰。

  周有光有一个外号叫做“周百科”,这个外号拜沈从文所赐。沈从文之所以给他起这么一个外号,全因他曾参与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编撰工作,并且是三位编委之一。近几年,他的几本学术著作都已经被出版社悉数出版,这既是对他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的一次总结,也是对他人生的一次大总结。

  十岁时,周家举迁至苏州,于是,周有光进了一间洋学堂里读书。与传统的私塾不同的是,洋学堂不但大量招收女学生,而且还施行男女同班,当时学校流行的是头戴高高英式帽子,一身绅士打扮的“童子军”,学生使用的教材大都是英文课本。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常州中学度过的,与小学一样,这里所设课程使用的也基本是英文课本,这里的英文教员不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就是东吴大学,受惠于此,到周有光中学毕业时,已能用流利的英文写文章了。清朝灭亡后,周家断了接济,没办法,父亲只好拿出平生所学办起了一座“国学专修馆”,但收入有限,再加上家庭大,开销大,赚到的钱仅能养家湖口。1923年他考大学时,他只能选择不收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就读,后来,他又考上具有教会性质的圣约翰大学,但要交学费200块大洋,这让周甚是为难,幸亏姐姐的一位叫朱毓君的同事解囊相助才为他交上了学费,后来听说这位同事还是典当了自己母亲的“陪嫁”才为他凑齐学费的。与小学和中学的教育环境一样,圣约翰大学的课程除了“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外,绝大多数课程仍是用英文教学,英语是这所学校的第一语言。由于长期的接受英文教学,所以英语几乎变成为了他的第二母语。

  他和张允和结婚不久,便用岳父给的3000大洋东渡到日本求学,学习经济,他告诉《时代人物周报》说,可能因为他在受过洋教育和在外国工作过的经历,所以在文革时,很多人都骂他是一名 “崇洋媚外”的中国人,对此,他通常也是付之一笑,“是又能怎么样呢,我只不过当了几年的‘海归’而已嘛。”不过,让他这个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字工作的人纳闷的是,现代人用汉字为什么那么懒,总爱省事、捡便宜,比如就“海归”这个字就有问题,知道内涵的人则罢,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说的是“海龟”呢。想不到辛辛苦苦漂洋过海、远渡重洋、求取“真经”的学子们,如今倒成了“在海里觅食的乌龟”。想到此,周老忍不住又是一阵朗笑。


70年恋情

  2002年8月14日,夫人张允和的去世对于处于高龄的周有光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说,“她去世后的半年间,他一直都不接受她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现实,时常还以为她还会回来。”这段恩恩爱爱、相濡以沫并长达70年的婚姻,使其几乎变成了男女的恋爱范本。

  可能因沈从文与张兆和之间的爱情故事被人孜孜不倦地解读一样,周有光与张允和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在人们的误读之下变得神秘了起来。周先生告诉《时代人物周报》说,他与张允和之间的恋情并非像别说说的那样曲折,并非“一见钟情”,并非大家想象中的那般浪漫。从认识到结婚,一共持续了长达八年的时间,这样的爱情如涓涓溪水,恬静而悠长。

  1925年,周有光当时还是上海光华大学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其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恰巧是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间自然常有来往,于是,他认识了年轻貌美的张允和,但在两人认识后的四年时间里,彼此并没有任何的交往。有一次,周有光借问姐姐的事给张允和去了一封信,这一下可将正处于情窦初开的张允和“吓坏了”,以为周有光在向她暗示什么。于是,她便将信拿给她的一位叫胡素珍的朋友诊断,这位朋友看了之后说“这有什么稀奇?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你不回信反而不好。”从此,周有光与张允和便开始有了书信往来。周有光对《时代人物周报》说“她们姐妹几个长得都很漂亮,尤其是她大姐张元和在其就读的大学里,被学校男女同学共同尊为‘queen’(王后),所以,追求她们姐妹的人多得排队。”(说完这里,他的表情顿时黯淡而忧郁,似乎情绪沉浸与定格在了某段回忆之中。)

  其实,周有光与张允和正式交往还是从杭州开始的,当时是1931年,为了逃避上海的战乱,张允和只有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而那时,周有光已经大学毕业,并在杭州的民众教育学院里教书。这样一来,从空间上便给双方创造了一个充分了解对方的机会。张允和后来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将这段时间两人的交往描述为“这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周有光说,当时他与张允和应该算是中国最早一批自由恋爱的人,那时的自由恋爱与今天的含义又不一样。两人一起在大街上散步,彼此之间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彼此拉着对方的手,更不能勾肩搭背,否则,会被人们认为有伤风化。通过接触,张允和越来越喜欢伤周有光,在她眼里,眼前这个小伙子不光有学问、而且人品等各方面都“不错”,而张允和的兄弟姐妹也都对周有光颇有好感。于是,便邀请他到张家去玩,明里是玩,实际主要用意是想让张家的父母看看周有光如何,究竟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主要看周有光的表现,结果是张武龄夫妇对周有光十分满意。值得一提的是,张允和的父亲也自筹资金办起了一所私塾学堂,当起了“教书匠”,这与周家的周有光之所以能迅速获取张家的好感,可能也因有了彼此有相同家庭背景及差不多的现实命运有关。当时,无论是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的人,都一致认为周有光与张允和是一对再合适不过的“绝配”了。

  经过长达八年的恋爱奔跑,周有光与张允和终于在1933年准备正式结婚了。在结婚前,周有光一直比较忧虑,在一封写给张允和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共有十张纸头的信,意思只有一个“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这使得周有光颇为宽心,更加戏剧性的是,汇丰银行却意外地给了张武龄一笔两万元的“巨额”存款。于是,便给了张允和2000元作为“嫁妆”。婚礼是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李举行的,前来参加他俩结婚仪式的一共有200多人,证婚人请的是张允和的恩师李石芩先生,仪式很简单,前后总共花了400多元,却收到了800多元的贺金,这样的话,他们手上便一下子有了2400多元钱。他们并没有拿着这笔钱去置办任何家产,而是拿着这笔钱前往日本留学。

  他与张允和一同经历了很多,抗日战争、内战、文化大革命……,在时光与岁月的蹉跎中反而变得更为清晰,周先生告诉《时代人物周报》说,他永远忘不了他与张允和之间的70年,忘不了最艰苦就是抗日战争,忘不了那段整日的颠沛流离但彼此相依为命的日子。可能,也正是共同经历了那么多苦痛,才使得他们彼此恩爱的相伴了半个多世纪。


访谈:

  以拉丁字母为径,这是周有光等老一辈学者们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字改革最突出的贡献,它使得中国的难认、难学的“方块字”有了全球通用码。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3年后,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并在全国推行。当年的拼音方案委员会共有15人,作为唯一一位健在的重要成员,周有光先生可称得上是“汉语拼音之父”。他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语言文字是不同文明彼此之间交流和融合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就得好用。

  其实,周有光原本是学经济出身的,早年专攻金融经济,解放前一直在国内外各大金融机构、大学从事金融研究,甚至应该说,若不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话,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金融研究专家。而不是一位在50岁时才开始改行研究语言文字的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转型并没有影响他成为汉语拼音的首创者之一。起初,周有光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还比较把握不准,他告诉相关领导说自己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外行”,领导们的回答是;这是一份新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于是,周有光便应下了这份差事,一干就是几十年,并且成绩还不错。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他始终都在用一种“得之于人,用之于世”的处世心态去对待任何事与任何人。


谈人生

  《时代人物周报》:听说你给自己定了“三不做”原则,有这回事吗?

  周有光:第一“不过年”,我每到一过年的时候,都与平常一样。第二“不做寿”,做寿时也跟平日一样。第三是“不立遗嘱”;因为所谓的“遗嘱”无非两个目的,一是财产如何处理,我的工资一手来,一手去,没有多余的工资。二是,纠纷多如何处理,我现在只有一个儿子,所以更不存在这个问题。

  《时代人物周报》: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再新中国,可以说跨越了几个时代的人,你有何感受?

  周有光:当然,总体的感觉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就我个人而言,目前最大的感受就是时间,我觉得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的确浪费了我们不少的时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干很多事情,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可惜。现在,如果再给我一些时间的话,我可以去尝试

  《时代人物周报》:你已经活到了99岁的高龄,你如何看待生命?

  周有光: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我觉得很有道理。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一百岁应该已经达到极限了。当然,也有很多人超过若超过了一百岁的人那叫例外,旦例外不能改变常规,我认为人生就像一条增长曲线,从1岁至10岁的时候,人基本完成身体的生理结构,而长到10岁至20岁又是一个坎,因为他们基本完成了融入社会前的教育和生存技能,走向成熟。而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人无论是生理还是事业本身都开始走下坡路,但还可以工作,可是到了八十岁以后,人便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衰老,九十岁以后,便开始极具衰老,比如我,现在耳朵、眼睛等各方面生理机能都已经不行了,到了一百岁时,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时代人物周报》:99年的生活经历,你觉得你的人生精彩吗?

  周有光:我觉得很难讲,不能说是精彩,只能说是丰富。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变,甚至是大起大落的时代。你想,我既经历了清朝封建制度到自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那么,这种政治体制的转变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经历,可能以后很多人同样会经历这样政治或文化的变迁。可是像日本这样大规模的侵略中国这样的事情,许多人都很难经历得到,可以说,我最痛苦最无望的时候,就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我又经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想这同样是很多人难以经历得到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我想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了。


谈事业

  《时代人物周报》:你如何看待自己这份语言文字推广工作者的新职业?按照常理,你应当继承曾祖父,成为一名手握万金融家才对啊。

  周有光:很多事情可能并非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原来,我也以为自己能在金融领域大展宏图,同时,当时我也一直在金融部门工作。解放后,组织上看到我同时懂得中、英、法、日四门语言,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让我干起了语言文字工作。在建国初期,有一次我与老科学家朱可桢在政协开会时,被分到了同一小组,他的普通话很不标准,所以,他每次讲完之后,我就帮他做翻译,会后,他感叹第说,我讲英文大家都能听得懂,怎么讲中国话大家反而听不懂呢?我说,你的英语是通过正规训练,而你的普通话却没有经过正规学习。1955年,当我加入国家成立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委员会时,很多人调侃说,“自己连标准普通话都不能说,还怎么搞语言文字推广呢?”语文本身就是语文工具,语文生活就是语文应用。民国初年制定国语发音标准,就是最早对汉语本身的现代化加工。文体从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是书面语本身的现代化。汉字从繁体改为简体,是汉字形体本身的现代化。注音方式从反切改为字母,从汉字形式字母改为国家通用字母,是注音工具本身的现代化。语文本身在不断现代化。


  《时代人物周报》:经过你这些年的语言文字工作体验,你如何认识“国际语”这个概念呢?汉语有这个可能吗?

  周有光:汉语只是一门使用人数较多的语种,与英语相比,它只有民族性,没有有国际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它的作用很大,可是,它不是一门国际语言。有人说,它有可能代替英语而成为一门国际语言,我认为不可能。为什么英语能成有国际性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需要一个国际的共同语,既然是一个国际语,那么,就不可能有两个共同语。在所有的民族语言中,有英语、法语、俄语三大语言在竞争成为共同语。俄语伴随着苏联的瓦解而丧失了成为的可能,这样的话,就剩下了法语和英语之间竞争,但法语与英语相比,无论是从使用范围和强势上都不及英语,当时,还有印度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在使用法语,后来,因为各个国家都相继独立后便都改为学习和使用英语了。法国原来有一个“总统语言委员会”,是由总统直接领导的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后来,这个“总统语言委员会”的一名主任便跑到中国来,是我接待的,他说,法国愿意给我们一大笔钱,希望中国将法语作为中国“第一外国语”,问我们可不可以。我的回答是,中国人学习外语是比较自由的,所以不可以。

  《时代人物周报》那你认为,汉字在将在未来的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周有光:英语之所以成为一门强势语言,首先与英语当年殖民化的推广与普及有关外,还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就是美国,这就大大的扩大了英语的传播范围,无论是文化扩张的角度,还是科技经济实力的角度,英语都具备了使用的价值。而汉语因为使用的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一门语言,所以,随着中国国民文化的普及,使用的人数将会更多,甚至,它会因为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愿意利用汉语来与中国人做生意。从这个角度看,语言又与国家实力分不开的。甚至,未来可能呈现出“英语第一、汉语第二”这样一个局面,但是,汉字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造。


谈历史观

  《时代人物周报》:你常说,上了年纪的人都喜欢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任何问题。

  周有光:对,这也是我一直都持有的一种观点,因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可以孤立来看的。无论是从封建制度的解体,再到帝国主义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影响中国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谁可以说是某个人的过错呢?在看待这些大的事件,一般人都习惯用比较感性的眼光去评判这些事件,而我更愿意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去观察与判断,因为我本人就是从很多历史事件中走出来,甚至是爬出来的。

  《时代人物周报》:虽然身处书斋,但你依然关注时事动态,你觉得,我们现在正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周有光:现在,有意思的是,我已经完全抛开我的专业书籍不读了,专门关心一些文化、社会、历史等问题起来了。首先,我认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个多元认同的世界,最近,我一直比较关注恐怖主义的问题,包括俄罗斯最近发生的人质事件,我也一直在关注事态的进展,这次人质事件可能是“911”事件后第二大恐怖事件。那么,为什么在各项文明快速发展的21世纪,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值得很多人去研究。其实,关于恐怖主义,并非是我们今天的产物,在历史上并不新鲜,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出现,它也是力量不对称情况下的“非常之道”。所以,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恐怖主义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大问题。

  《时代人物周报》:你觉得这是一种文明上的冲突吗?

  周有光:不是,恐怖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政治和权力之争,与文明本身无关,在这个信息时代,信仰和文明正在多元中融合,同时也在冲突中融合。

  《时代人物周报》:应该说,你与沈从文先生是连襟关系,往来得也比较多,你觉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周有光: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平和、清醒的头脑,包括一直到死都是如此。他虽然小时侯的家庭条件没有我好,我是在江苏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成长起来的,而他却在湘西文化最落后的地方。这使得他在接受新的教育机会比我要少,但他想办法看一些北京、上海等地方出版的书籍,这说明他的自修能力非常非常强。还有,由于他经常看一些法国翻译小说印象,所以使得他写的小说很有法国小说的味道。让我更佩服的还有他的毅力,只要他决定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包括在文革时将他发配到故宫当解说员,他都能认认真真的干下去,这是常人做不到的。
  • 上一篇文章: 普通话知识

  • 下一篇文章: 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些思考
  • 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5篇热点文章
  • 国家语委将发布汉字部件规范标…[2393]

  •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3248]

  • 2010—2011学年度普通话水平测…[2614]

  • 纪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2545]

  • 郝平同志在语言文字工作会上的…[2096]

  •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刘延东强调:开创语言文字事业…[2136]

  • 请尊重我们的母语[4673]

  •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语言文字…[6153]

  •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3431]

  • 在学校开展“第十三届全国推广…[5368]

  •  
     相 关 文 章
  • 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些思考[4199]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管理登录 |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03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络中心        站长:通师    页面执行时间:46.875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