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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时代的内心冲突与女性话语——凌叔华、王小妮、王安忆作品研读札记         
多元时代的内心冲突与女性话语——凌叔华、王小妮、王安忆作品研读札记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5453    更新时间:2007/3/22    文章录入:ntgslz ]

 


 


刘 敏 慧

  凌叔华以独特的心灵写实手法描绘了一群被挤出时代漩涡的边缘人物和她们窘迫庸常的生存样态,以温和而无奈的情绪剖析着一幕幕旧式女性的生活史。王小妮在她的散文和诗歌中透视人与世界亲和或疏离的关系,以对待沧桑与苦难的朴素的写作态度道出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诘问。王安忆的一系列小说,以绵绵的女性意识,关注城市与女人的深层关系,从而观照现代女性心灵飘泊而坚韧地抵抗孤独的生存情状。
  关键词 凌叔华 王小妮 王安忆 女性话语
  作者刘敏慧,1971年生,南通师范学校助理讲师。

凌叔华:若隐若现的神话

  尽管凌叔华曾与冰心、丁玲同时响誉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尽管鲁讯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她褒奖有加,然而,基于若干原因,凌叔华至今仍然是一个被人们忽视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凌叔华曾经作为鲁讯先生的“怨敌”──陈西滢的妻子身份而为人所熟知,也曾经因卷入著名的徐志摩"八宝箱事件"而被人关注,但是作为一个著名作家,凌叔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最近,由陈学勇教授编选的《凌叔华文存》较全面地收集了凌叔华的小说、散文、戏剧、译文、书信等文学作品,向我们重新展现了这位现代才女的全貌,填补了国内此项研究的诸多空白。
  正如苏雪林谈凌叔华的作品时所说:“世界在她是狭窄的,家庭在她却是最宽广的。”凌叔华立足于她熟悉的旧式家庭生活,用温厚细密的笔调写下了“高门巨族的精魂”,向我们掀开了“世态的一角”。她作品里的形象多的是憩息在深深庭院内的旧式女子,这是一群被挤出时代漩涡的边缘人物,一群不合时宜将遭淘汰的零余者。家常的烦恼成了她们的重大事件,在现代文明之风的吹袭下,她们惊恐万状,处处碰壁,怀疑着恪守已久的道德规范,抓不住现在,把不住未来,在新旧文明的夹缝中无主张地生活着。《绣枕》里的大小姐拿一对绣枕企盼能攀龙附凤,然而半年的辛劳却被醉客们吐脏、践踏,大小姐的聪慧最终没有被人品鉴,充满希冀的刺绣变成了一种等待戈多式的惯性。深闺少妇们按照屋外男性们的要求所做的努力,到头来却是徒劳一场。《吃茶》里的芳影把同学的哥哥施行?quot;外国最平常的规矩"误当成是男子示爱的信号,由此产生对爱情婚姻的美好憧憬。然而新式文明毫不留情地在这位少女的心灵上刻下第一道感情的创伤,芳影在变幻着的时代面前失去了一向行之有效的判断两性关系的标准,这一夹缝中的女子整个心绪被生存的无聊无奈无意义包裹着。
  旧式少女们在寂寥的闺阁里望春兴叹,走进婚姻城堡里的太太们为守住那份安稳无计不施,在丈夫儿女之间磨钝了女性的温爱,最终仍被家庭所抛离。《中秋晚》里的敬仁太太苦心经营的家终究离散,她只是一厢情愿地归咎于中秋夜没吃团圆鸭,而无视丈夫的移情别恋。这一心理安慰使她抱守着封建迷信而苟且认命。《我那件事对不起他》中的胡少奶奶因丈夫背叛无颜苟活,赶赴黄泉。相比而言,《太太》、《送车》里的女人们生活要安逸许多。这类妇女寄生在家庭中,坐洋车、看电影,打牌交际,讲着明媒正娶的旧道,过着无须恪守妇道的现代都市生活,惧怕着新式婚姻,在下人身上虚荣着主子的名份。《有福气的人》中的章老太被公认是第一有福气,儿乖媳孝,私蓄富足。偶尔听到儿媳们的私房话,才知家人们全是冲着她的钱财才侍奉至今。这个德才兼备的家庭权威,竟然一直是儿孙们欺骗和掠夺的对象。章老太信奉的人情理想、老来完满的人生价值体系被金钱利欲的网络所破坏,这个处于金字塔尖端的人物,不过是一个玩偶。就这样,凌叔华细细剖析出了一幕幕心灵的戏剧,在温婉恬静的一隅,经营着平庸琐碎的旧式女性的生活史。
  如今,再看凌叔华作品中的旧式女性,如重拾朝花,温和而无奈的情绪无法释怀。这种种窘迫的生存样态提醒着人们,“五四”十年中,妇女解放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起起浮浮、若隐若现的神话,自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思想启蒙领袖率先提出妇女解放的问题,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陷入了启蒙与救亡的两难处境。究竟是从外部去拯救女性、将妇女解放的问题纳入社会解放的轨道,还是让女性从内部进行自我拯救、争取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并行不悖,这一问题困扰着无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与此相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文学的女性画廊里,不仅有父亲的叛逆之女、母亲的不孝之女、新文化的精神之女,更有被捆缚已久、失去了被拯救意义的庸常之辈。新女性是此时作家们热衷的话题,但凌叔华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不同于莎菲、露沙们的形象系列。她在《花之寺》、《酒后》、《女人》、《无聊》等作品中,关注着新女性在和爱人建立二人世界后面临的新问题:女性作为主体的情感需求是什么?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两性关系能沟通协调到什么样的程度?
  徐志摩、沈从文及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都认为凌叔华是中国的曼殊斐儿,两位女作家酷肖的心灵写实手法使人作这样的理解也不足为怪。《文存》中收入她翻译的曼殊斐儿的《小姑娘》,文笔流畅,神形毕现,也许是童年时受教于国学大师辜鸿铭的英文功底使她能够如此深得曼殊斐儿的精髓。抗战时凌叔华受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鼓励,用英文写作小说《古韵》,畅销英伦,《泰晤士文学专刊》曾特别撰文介绍,能获此殊荣,这在当时实在为人艳羡。(《文存》中收入傅光明先生翻译的《古韵》系在国内第一次刊印。)另外也有人论述过契诃夫对凌叔华创作的影响,她确实喜读契诃夫作品,也译过契氏的《一件小事》。但凌叔华走出了契诃夫的世界,题材上的东方色彩“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开辟了凌叔华在新文学领域内属于自己的园地。驻足这块园地,你仿佛能嗅得幽兰吐香,淡雅清丽,秀韵天成,这一艺术的胜境则来源于凌叔华作为一个文人画家的独特的心灵世界。

王小妮:朴素的沧桑与苦难

  对这个世纪之交的商品经济时代,蔡翔先生曾经这样描述:“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到来。”在这种情势下,在这个"小女人散文"盛行的世界里,当我们面对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王小妮四卷本散文随笔系列,面对她低迷而朴素的写作时,其实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作家对于这个时代精神内伤的疼痛的自省。
  作为一个诗人和散文家,王小妮多年来一直坚持着一种真切的、边缘的写作方式,坚持着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体验。《目击疼痛》、《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我们是害虫》、《派什么人去受难》这四本散文集与此前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着某些精神上的延续。那就是作者都曾用最朴素的语言去淡化生活中的沧桑与苦难,将那些人与世界的冲突置换成一种永恒“轻”的艺术。“不为了什么/只是活着。像随手打开一缕自来水。/米饭的香气走在家里/只有我试到了/ 那个香里面的险峻不定。/有哪一把刀/正划开这世界的表层。//一呼一吸地活着/ 在我的纸里/永远包藏着我的火。(《白纸的内部》)”对活着这一最重要的生存命题, 作者没有沉溺于哲学的形而上的玄想,也没有醉心于那些纷杂迷乱的虚浮意象,而是置身于一个理性之外的直觉世界,运用最朴素的家常语言表达自己那一份对待现实处境一贯的从容主张。
  在《目击疼痛》系列散文中,王小妮以她三十年亲历的无数无名的事件,构建了一部当代中国的民间生活史,作者似乎以一个历史幸存者的身份在讲述着历史,没有悲悯,甚至没有同情,在这种种生存、饥饿、失落、死亡等等的精神痛楚中,王小妮只是以她近乎冷漠的笔调记录着当代中国三十年来为人所熟视无睹的存在之痛,透过一层层人与世界亲和或疏离的关系,道出了现实生存场景下的荒诞不稽。作者努力反思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一段变幻岁月中的精神轨迹,并由此省察人类自身的渺小、罪责与不安。这种对待沧桑与苦难的朴素的写作态度道出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诘问,同时也显示了作者身上具有的为这个时代所匮乏的坚持与忍耐的品质。
  正像几本散文集的标题所昭示的,王小妮在她的作品里总是以她与生俱来的敏感与脆弱提出了许多对人自身的质询,然而,她提出了问题却总是无心去做更为详细的解答。因为她知道:“九十年代,它离我们太近了,使人常常感到平淡、茫然。像泥一样,就在脚下,细腻、琐碎。而在生活流程的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不断地衍变着。”尽管生活在一个追逐时尚、瞬息万变的现代都市中,王小妮却总是在以她特有的安静去关注和透视着喧嚣图景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与物质的对峙、人与城市的隔绝。“一座城市没有了人,肯定不再成为城市。一座城市没有它自己不可提示的某种神秘,也不再成为城市。”(《一九九七年七月去成都》)在诗人的眼里,人世沧桑的背后其实正蕴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朴素的生存真理。
  在《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中,王小妮认为,恰恰是遭遇了沧桑与苦难之后,许多事情才变得越来越接近它的本质,总有一天人们开始学会忽略和放弃,卸去沉重的伪装、避开世间的善恶交战,像品味醇香的土豆那样重新品味悠闲平凡的日常生活,因“活着,就是公平。死了仍旧是公平。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谁也没能跳出自然界。就好像他所说,抽烟的和不抽烟的,说的和听的,这样的和那样的,都要晒太阳,像两个土豆。”这不光是人生宿命的象征与召唤,时间长河中悲悯与超越的情怀,更是面对朴素的土豆所冥想出的人生真谛。毕竟人与人在注定分离的同时,都曾经在内心为自己寻找过一个活着的理由。
  “春天跟指甲那么短。/而我再也不用做你的树/一季一季去演出。/现在/我自己拿着自己的根。/自己踩着自己的枯树败叶。”(《最软的季节》)当我们像往常一样从悠悠的梦中醒来时,诗人王小妮或许已经在这平平淡淡的世界里,从从容容地聆听着它最朴素的声息了。

王安忆:解读女性的生存情状

  曾经见到过摄影家肖全先生的作品集《我们这一代》中王安忆的一张照片:她不施粉黛,衣著素淡,背挎着一只式样简单的皮包站在上海弄堂的拐角处,面容沉静,嘴角泛出浅浅的微笑,很有一种驻足人世间的美。如果说这帧优秀的摄影作品是基于肖全对作家王安忆准确把握的话,倒不如说是因为作家王安忆对生活有了一种更从容更民间的理解。因为在她的笔下简朴的弄堂孕育出繁华的上海,平凡的女人用她们柔弱的肩膀挑起了整个世界。
  在关注人与世界这一命题时,王安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城市和女人,从城市与城市人的深层关系中传达出她对市民生活的透视与观照。在这里,女性的温软从容逐步取代了男性的雄健暴烈,女性似水的柔情化解了翻滚的风云。与其说她们懵懂无知,甘做时代的落伍者,倒不如理解为它是女性自我防范、本能保护的最好方式。在《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城市》一文中,王安忆曾提出她对城市和女人的独到看法:“人类出生地”相比,城市是“更富有生存源泉的世界”,更为适合女性生存。作为一个崭新的场所,它卸下了农业社会对女性体魄的苛刻要求,同时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的灵巧和智慧。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对城市加进了新的理解与诠释。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将她眼中的上海处理成性感的、带有私情的、风情万种的女性形象,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写一个城市的时候,却总是去研究一个女人的命运,不难理解探索城市的女性命运时,为什么总要深切关注着城市里那些琐琐细细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曾经在她的自选集之三《香港的情与爱》卷首语中说“一个人面对着世界,可以与大家携起手,并起肩,共同作战斗。而他对着自己的内心,却是孤独的,外人无法给予一点援助,先行者无法给予一点启明,全凭自己去斗争,去摸索。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到哪一个阶段,都难摆脱,甚至越演越烈。”然而,对于王安忆作品中的许多女性尤其是久附男子的女性来说,作家这一宣言的诞生却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求索的路,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她的小说中注意到如此种种不断调整女性拆解孤独的方式。《我爱比尔》中的阿三用爱去争取比尔,力求忽视拥挤人群中的孤独感,然而这一愿望很快就被对方的一句话打碎“作为我们国家的外交官员,我们不允许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恋爱。”阿三尝试着以作画、创事业为精神寄托,构建她的精神家园,可恨的马丁毫不留情地将她视若生命的画贬为废纸,阿三聊以自慰的艺术生命又彻底结束了。至此,骄傲的灵魂脱壳,阿三走上了日趋衰弱、苍白的生活。阿三反抗孤独的失败,无疑是王安忆对城市女性忽略自己,以无望的情感、驾空的事业为手段抵御孤独的否定。《逐鹿中街》中女教师的境况要好得多。有了称心的丈夫,安稳的靠山,但她把生命意义下赌注般地赌在丈夫身上。满足于现有生活,快乐于她对丈夫的塑造,却又猜忌起日益风度的他,旁敲侧击地管束,甚至跟踪,最终陷入男人明知故犯的游戏中。《文革秩事》中的张思蕊轻率地将姐夫视为白马王子,自作主张地编织着罗曼谛克的少女梦。在一次次小摩擦中咀嚼着对方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幻演着绵绵情意,一个人在闺房里喜怒哀乐。甚至为尝试好莱坞色彩的别离感伤,不惜离家下乡,这一壮举仅仅为她在乱世中的荒诞作了一个苍凉的诠释。一厢情愿的精神自慰彻底瓦解,张思蕊将一帘幽梦无奈地留给了上海这个伤心地,不得不奔赴异地他乡,直面离家带来的另一种孤独。
  真正彻底解构孤独、反抗孤独的小说也许要算《纪实与虚构》这部追寻家族神话的史诗般的作品了,王安忆以散文化的笔调剖析“我”在成长中体验到的孤独,作为上海的外来户:寂寞是揪心的,孤独似钉子钉进去的。与城市里的人仅仅保留着行人的关系,尽管儿时的我耍着各种小把戏,热衷于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仍感觉到是“这个世界的外人”,尽管成年的"我"企图通过懵懂的爱情来争得外援,仍感觉到与对方的罅隙,即使“我”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企图通过写作创造假想的谈话伙伴,却始终掩盖不了自言自语的真相。渴望建设新关系以安慰孤霜的心灵,“我”不惜走上歧路,弃父从母,从旁枝错节上追溯家族历史,力求通过继承家族神话这一壮丽的遗产,靠上这一“脉脉温情的庞大集团”,从而抵抗城市孤儿的飘泊情绪。在孜孜不断的追寻中,“我”却发现“我”引以为荣的祖先们在争夺权力、延续后代的过程中,同样在抵抗着孤独,并且将孤独注入血液中流传下来。这是我们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收获到的:重新审视孤独,不做无用的感伤逃避,在自觉的发现中将它化作整饬和完善生命存在的力量。
  一部家族神话帮我们释放了城市孤儿无家的苦闷,“我”的成长史敞开了城市女性孤独苦闷的心扉。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领悟到王安忆“为这些个孤独的战场进行艰难而努力的串联与联络,互相提供消息,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是孤独的,整个人类在他们身后”的深远意旨,领略到她所构建的存在即真的繁华世界中的生存道理。
  从王安忆的一系列小说中,我们发现,王安忆以她在这个城市中最直接的体验,以她绵绵的女性意识,对城市赋予独特新颖的理解,就城市女性予以体贴入微、深入洞察的关照,从日常生活中超越出她对当前社会秩序规范下女性人生的理解。王安忆将她与笔下的女性一同沉入了生活,在与城市这一生存环境的磨擦中,在新旧矛盾的不断产生与消解中长大,作人妻,为人母,穿梭于家庭与社会,极有韧性地生活。这个古典的传统女子,深切感觉到生存处境的艰难,清醒认识到男性支撑的疲倦与衰弱,非但不去编织梦幻作无用的精神逃亡的游戏,而是本着认同现实的勇气,让她的女子们直面生活,间或以回忆传统家的模式作短暂的调剂,逐步成长为坚韧的城市女性,这私毫不是回避与退缩,而是一种在反意识形态神话、献身于日常生活和民间社会的过程中获得的自觉意识。
  王安忆曾因部分评论者冠以她“女权主义者”这一顶帽子而为自己辩护,她承认以男性为中心的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合理性,表态自己是顺乎潮流、顺从现实的,并且对男子目前的处境深表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王安忆小说中的阴盛阳衰现象就显得更有意味了。她没有操起笔声讨男子的无能,没有让那些女人们居高临下地蔑视男子的软弱,相反,王安忆和她的女人们一同宽容男人的做法,谅解他们的行为,并且自食其力地支撑并维护着家庭(或丈夫缺席的家),一如既往地爱她们无能的那一位。这一受儒家中庸思想熏陶的传统的女子,依然非常渴望男性坚强的臂膀、渴望回归到由男性支撑的家中,她承认女性的柔弱,听任男子对她们的护爱,更舍不得把她们推进世事的漩涡,跌跌撞撞地成长。然而,就是因为她把自己沉到生活中,敢于直面现实,目睹了生活的本来面貌,洞察是是非非、风风雨雨,清醒地认识到生活的不易,本着对家、家庭成员的爱,拿出女性与生俱来的柔韧性,适应并试图改变着复杂多变的生活,从而在孤独和困顿中守住家园,为的是男女携起手来,互相补充和配合,向性别和谐发展的社会转型,以实现共同归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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