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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隐祭文刍论         
李商隐祭文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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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艺鸣

  李商隐的祭文是樊南四六的精华所在。他的祭文从一个独特的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个体及群体的悲哀与不幸。李商隐祭文的审美艺术追求为“能感动人”和“通性灵”两个层次,分别讲究结构的气势美、用典的意蕴美、叙述的典雅美、抒情的哀壮美;以及在清丽中蕴涵质朴美、真率美,在凄恻中浸润深沉美、回环美。悲慨的心态、否定意识和古文气韵三者融合,形成李商隐祭文“风骨独峻”的艺术风格。作为樊南四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李商隐祭文对后世骈文的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李商隐 祭文 骈文
  作者陈艺鸣,1957年生,南通师范学校高级讲师。

  与李商隐诗歌研究的成果相比较,他的骈文就不大为人所关注。其实,无论是从应用文体,还是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李商隐的骈文都具有很高的文学和美学价值;而且,倘若考虑到对后世的影响,李商隐骈文的历时效应则更应当受到重视。李商隐的骈文不乏精品;他以四六体写成的数十篇祭文之中,有许多篇什形式华美、声情并茂,在一个特殊的界面、特定的情境之中,展示了他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他的政治倾向和理想追求。本文试就李商隐的祭文作一点粗浅的分析,以冀对李商隐文学创作研究略尽补阙拾遗之功。

               一
  
  李商隐早年擅长的是古文,他“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1],史书称其“为文瑰迈奇古”[2]。他的骈文写作起点,是在他充当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幕府巡官之后。曾经担任过宰相的令狐楚也是幕僚出身,颇擅骈文,是当时著名的骈文家。令狐楚对李商隐极为垂青赏识,既将其罗致帐下,“遂以其道授商隐”[3],李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得到令狐楚的亲传,李商隐非常兴奋,曾写《谢书》一首来表达感激之情:“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官场实用的需要,和前辈藉以发迹、青云直上的榜样的激励,使李商隐满怀憧憬,转而专攻四六骈文。结果是青出于蓝,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的诗歌同样令人瞩目。后人评价道:“诗与骈文俱工,则燕公(张说)而外,唯王、杨、卢、骆及义山五人”[4];“李商隐骈偶之文,婉约雅饰,于唐人为别格”[5];甚至还有人说:“唯樊南甲乙(指李商隐的四六文集)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6]。--此说未免有些夸张,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李商隐确实是晚唐首屈一指的四六文大家。 
  李商隐骈文中最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他写的祭文。史书说他“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7],祭文的确是樊南四六的精华所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曾任宰相的牛增儒去世,“天下设祭者百数”。当时李商隐正在京兆尹幕府中,“假参军事,专章奏”,便为府尹代写了祭奠牛增儒的祭文。“他日尹言,吾太尉薨,有杜司勋(杜牧)之志,与子之奠文,二事为不朽”[8]。就是说,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李商隐撰写的祭文和杜牧撰写的墓志铭是最为出色的,可谓“不朽之盛事”。可见,李商隐的祭文在当时已负盛名。
  祭文是一种讲究形实俱美的实用文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按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李曰刚《文心雕龙斟酌》则进一步辨析:“观此,可知祭文可分二种:一为祭告山川,一为祭奠亲友。……而祭奠亲友则为后起。…此外又有所谓‘祝文’,实为祭文之先导,与祭文异命同实”。李商隐的祭文,也大致可分为二类。一类属飨神之祝词,现存二十余篇,如《祭桂州城隍神文》、《祭全义县伏波庙文》等。其中《祭全义县伏波庙文》不独为李商隐此类祭文的代表作,且更被推为祝告文体的典范:“士季之《酹诸葛》、义山之《祭伏波》,祭文之正宗也”[9]。该文以精美的形式、精警的语言讴歌了伏波将军马援忠诚正直、智勇双全的品德风范和奋不顾身、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自己对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向往和憧憬。如:“以若画之眉宇,开聚米之山川。扶风里中,讵守钱而为虏;德阳殿下,宁拍马而推工。怅望关西,趋驰陇右。事嫂冠戴,诫侄书成。……鸢泊启行,蛮溪请往。铜留铸柱,革誓裹尸。男儿自立边功,壮士犹羞病死。漓湘之浒,祠宇依然。岂独文宣之陵,不生刺草?更若武侯之陇,仍有深松”,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本文论述的重点是李商隐的另一类祭文,即祭奠亲友之作。这部分作品现存二十余篇,亦可分两种情形:一是李商隐自己设祭而写,另一种则为代作。这两种作品都“以道达情意为尚”[10]。
  李商隐代作的祭文,与一般应酬文字不同。这些作品既讲究形式华美,“循循规矩”,又突出情采,“情韵不匮”[11]。写得较好的有《为濮阳公祭太常崔丞文》、《为裴懿无私祭薛郎中文》和《为外姑陇西郡君祭张氏女文》等。
  在李商隐亲祭之作中,最为令人关注的是祭奠令狐楚和王茂元的数篇祭文。令狐楚和王茂元对李商隐都可谓恩重如山,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诗名更盛的李商隐却没有留下一首悼念他们的诗篇,只是用哀伤的笔、悲痛的心写下了几篇留传千古的祭文。《奠相国令狐公文》章短情深,哀思无限,后人评为“是极惨淡经营之作”[12]。而《祭外舅赠司徒公文》和《重祭外舅司徒公文》则分别以典雅富赡和意味绵长的不同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寄托了李商隐对王茂元的悼念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人生宿命的思考和质疑。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商隐是有意识地选择祭文而不是诗歌来表达哀思的。因此,钱钟书提出李商隐“以骈文为诗”的看法,应当有更明确、更深刻的理解。
  《祭徐氏姊文》、《祭裴氏姊文》和《祭小侄女寄寄文》等是李商隐在唐武宗会昌三、四年(843、844)间回故乡营葬,将故去的亲族归祔祖坟时撰写的。毕竟血浓于水,这些祭文中倾露出来的哀痛是发自肺腑的。其中最为感人的是《祭小侄女寄寄文》,李商隐以饱含怜爱、伤恸的笔触写道:“自尔殁后,侄辈数人,竹马玉环,绣襜文褓;堂前阶下,日里风中,弄药争花,纷吾左右。独尔精诚,不知所之。况吾别娶以来,胤绪未立。犹子之义,倍切他人。念往抚存,五情空热。……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邪?”有人评论:“义山骈文,断以此篇为压卷之作”[13]。
  范文澜曾说:“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作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14]。此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李商隐骈文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但认识并不全面,评价尚欠准确。事实上,李商隐的祭文中就不乏形式美丽,而且思想深刻的上乘之作。

  有人为李商隐惋惜,认为“骈文写作对于李商隐的才情是一个极大的浪费。[15]”若对那些应酬代写之作而言,这个论断大抵不错;但若论及李商隐的四六体的祭文,却并非如此。由于祭文兼有应用性和文学性的二元文体特点,故而祭文的感情色彩浓厚,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即所谓“祭奠之楷,宜恭且哀。[16]”而李商隐身处江河日下、衰颓没落的晚唐时代,当时“贤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17],社会现实残酷黑暗。李商隐虽然满怀抱负理想,却身不由己地陷入朋党倾轧的漩涡,屡遭排挤猜忌,终生潦倒困顿,饱尝孤寂、漂零之苦。不公的遭遇、不平的人生,使李商隐内心深处产生并积淤了强烈的悲剧命运意识。于是,他的诗文创作也就大多弥漫着哀怨、感慨和悲愤的感伤情绪。而这浓郁的悲慨心态和感伤情绪,自然而然地浸润渗透在李商隐的祭文写作中,这就使他的祭文不仅具有与他的诗歌“消息相通”(钱钟书语)的凄美品质,而且成为一面面直接或间接反映他内心世界的镜子。
  无论是亲祭还是代作,李商隐在祭文中流露最多的是对自己怀才不遇、身丗坎坷的感叹。在重视门第的那个时代,李商隐认为自己是有资可依的。他在诗中常以唐王朝宗室后裔自居,并以此为荣:“我系本王孙”[18],“阴阴桃李仙”[19]。但出生以来所面临的现实,却是令人沮丧,甚至是绝望的。在《祭裴氏姊文》中,李商隐的凄苦与无奈流露无遗:“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逢板舆,以引丹旐。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袝归邱,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家道的衰落和贫困的磨难,使李商隐对社会生活较早地有所体验,也激励他自幼“悬头自强”,企图由科举进身,入世受禄,以“振兴家道”。可是,虽然他历经辛苦,并曾“蚤预儒林”[20],少年成名,但是他的理想还是在诡谲无情的黑暗官场中逐渐破灭了。在《祭处士房叔父文》中,李商隐悲忿地写道:“况宗绪衰微,簪缨殆歇。五服之内,一身有官。将使泽底名家,翻同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宗室出身的自尊,与现实际遇的落魄,形成了何等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加剧了郁结在心头的悲剧命运意识,也加重了他对“振兴家道”的怀疑和对社会现实的否定。从客观上看,这种怀疑和否定是与晚唐王朝不可避免地崩溃、灭亡的历史命运相符合的。
  在那个没落的时代,李商隐的遭遇也反映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因此,他的悲慨心态也就打上了时代的共性的烙印。而这烙印的痕迹在李商隐撰写的祭文中随处可见。清人何焯在评李商隐《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时说:“其中有一义山在”[21],意指诗人所咏的梅花,其实就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诗人自己。与其诗“消息相同”的是,在李商隐的一些祭文中,人们往往可以透过他对所祭者的同情和哀悼,看到他自己憔悴的身影,听到他悲痛的哭声。如,在《为外姑陇西郡君祭张氏女文》中,李商隐写道:“汝夫文章,播于友朋。身否命屯,久而不第。郎宁合浦,万里乖离”,对照《上尚书范阳公启》“某幸承旧族,蚤预儒林,邺下词人,夙蒙推与,洛阳才子,滥被交游。而时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逾于一纪,旅宦过于十年。恩旧凋零,路歧凄怆”,再联系李商隐薄宦漂泊,离妻别子,则不难看出,他在祭奠这位潦倒不遇、英年早逝的连襟的同时,也融进了自己的感慨,倾诉了自己不幸。正因为如此,在他自祭这位与自己遭遇相似的连襟的《祭张书记文》中,才会有“郁愤徒极,含辞莫叙”的极痛至哀之语;而“露先寒而陨叶,漏未尽而闻钟”则不仅是对先逝的天涯沦落人的惋惜和哀悼,而且事实上也成了对自己宿命的挽歌,甚至是谶语。与他诗歌创作中追求朦胧美有所不同,祭文是直面死亡的媒体,所以,这就要比“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伤感更加残酷,更令人心颤!在《祭徐姊夫文》中,这种宿命悲剧意识又以另一种格调渗入:“呜呼!以君之文学,以君之政术,幼以自立,老而不倦,亦可以为君子矣。君子人欤?而不即清途,不阶贵仕,此其命也,夫何慊焉?”这是写徐姊夫,还是在写自己?这种极痛至哀之后的清峻淡然,所反映的心态究竟是豁达,还是无奈?在经历了“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22]之后,李商隐终于在《为绛郡公祭宣武王尚书文》中慨然写道:“用之则至,舍之则归”,再次让人感到“其中有一义山在”。可惜,他做不到。
  早在唐末,就有人对李商隐的骈文表示不满,如李涪认为李文“纤巧万状”、“词藻奇丽”,而“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23]。这个批评是不公正的。虽然仕途困顿、终生潦倒,但李商隐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和进步的政治倾向。这在他的《有感二首》、《重有感》和《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诗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的确,在李商隐的文章中,这种体现相对弱些。这是受特殊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就古文而言,卑微的地位及无所作为的生计,使李商隐几乎无暇、也无法写出经国济世之作。章学诚曾指出:“义山古文,今不多见。……大约不能持论,故无卓然经纬之作,亦其佐常业工,势有以夺也。”此言精辟地道出了李商隐的无奈与悲哀。章氏接着感慨道:“盖有志古人,穷移其业,亦可慨也”[24]。其实,“有志”与“无奈”的矛盾,正是李商隐的悲剧所在。至于李商隐日常写作较多的四六文,由于受到文体特点和应用范围的局限,也是“有志”难言的。然而,他的祭文却是个例外。尽管有抒情方向隘窄的制约,李商隐在一些祭文中还是较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是非评价标准,起到了贬恶扬善的作用。如,在《代李玄为崔京兆祭萧侍郎文》中,李商隐以“上蔽聪明,内求媟近”来直接指斥文宗的昏庸和权臣的专横;《为李郎中祭舅窦端州文》中“君子信谗,小人道长”和《为绛郡公祭宣武王尚书文》中“周举上章,唯求主悟;贾生草疏,岂畏人非”等语,则反映了李商隐对敢于忠谏抗辩之士的敬佩以及对他们遭受排挤迫害的同情和忿愤;在《祭长安杨郎中文》中,用“直路犹弦,蠹政如扫”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而在《为李兵曹祭兄濠州刺史文》中,李商隐又以赞赏的笔调写道:“其明若神,其惠如春。先除黠吏,且活疲民。汙莱尽辟,邑室重新。草祥木瑞,兽去鸟驯。”这些话,表面上是对所祭者政绩的颂扬(显然含有夸张的成分),实际上是在抒写自己治国安邦,使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这与《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诗中对黎民百姓苦难的同情和对社会危机一触及发的忧虑是相通、相映的。在这篇祭文中,李商隐还通过对所祭者行事和遭际的叙写,寄托了自己对正义、正气的葆扬和对邪恶、丑陋的贬斥:“外夷求聘,天子忧边。皇华始赋,紫绶俄悬。雄其出塞之任,假以中台之权。不拜无惭于苏武,去节宁类于王焉。衔须誓死,啮雪获全。帝仗使者,吾无愧旃。既返中华,止同属国。苍蝇难祛,贝锦方织。好丹非素,点白为黑。遭时不知,非予有慼。”不难看出,上述祭文所表现出来的感慨、批判和肯定,反映了李商隐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难以实现的治国理民的理想。与李商隐同时代的诗人崔珏在《哭李商隐》诗中叹惜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上面所引祭文,正可作这两句诗的注解。

  虽然李商隐在骈文写作上投入大量精力主要是因为官场应用的需要和限制,但也与他偏重于形式美的审美取向有关。实际上,也正因为骈文以典雅、深奥、秾丽的形式之美为价值所在和追求目标,这类应用或应酬文字才成为美文,才具有了文学及美学的特质。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李商隐才会在由初学今体时的兴奋和憧憬逐渐变为失望和沮丧,发出“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唯观对属能”的感慨之后,仍刻意经营,终成为当时及后世极受推重的四六大家。在李商隐所有骈文当中,祭文的成就是最为突出的。祭文所具有的“叙事如传,结言摹诗”的艺术结构特征,与李商隐感伤、哀婉和悲怨的情感基调及审美趣味是相融洽、相一致的;所以,祭文是李商隐仅次于诗歌的抒情写志的艺术形式。清人孙梅对李商隐祭文的评价很高:“魏晋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醊,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绮密尤工,李文丽而情之恻怆自见”[25]。对李商隐祭文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来说,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与他大多数四六文一样,李商隐的祭文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审美追求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在《樊南甲集》序中,李商隐说:“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显然,在这段话里,李商隐为自己的代作骈文,尤其是代作祭文提出了一个基本审美要求,这就是:注重形式华美,讲究工整、典雅和秾丽,营造哀婉悲美的意境,突出“能感动人”的艺术效果。这种着眼于狭义文体功能的审美意味在李商隐大部分代作祭文中较为明显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结构上追求贵重堂皇的气势美。门第、官职、功业和辞世等几部分构成李商隐祭文的基本定式。且尤重门第之叙,常是“先叙华胄,唐时沿六朝贵氏族之习”[26],如,李姓则“有美吾门,实系公族。绛霄结荫,皇极流辉”(《为郑从事妻李氏祭父文》);萧姓则“传方华胄,禀庆灵源。汉朝辅相之流辉,梁室帝王之遗懿”(《代李玄为崔京兆祭萧侍郎文》)。世胄、地望的赞诵铺写,造成高贵华美、显赫不凡的气势。(二)用典时追求博奥精审的意蕴美。如在《为司徒濮阳公祭忠武都押张士隐文》中,铺排用典,以颂扬逝者在平刘稹之役的劳绩:“豺终覆族,犬犹恋主,从诸侯之鈇钺,逐大将之旗鼓。任重前驰,众才一旅,许伯则摩垒而还,曹仁亦逢沟不渡。举无遗算,士非遭时,何兹皓首,不识丹墀。剑折而空留玉匣,马死而犹挂金羁。”这类代作祭文,作者的感情因素较少,而以编珠缀贝般的旁征博引来影射和指代,则可达到篇章工整典丽,意蕴含蓄而丰富的效果。(三)叙述中追求典雅美。如写逝者为人内向简讷,则曰:“吉人寡辞,君子无诤”(《为郑从事妻李氏祭父文》;写其人坠马而死,则曰:“祸生朽索,衅起扬鞭。始惊香而不禁,俄折臂而无望”(同上);写逝者众兄弟“皆有名,并擢进士”,则曰:“鸿雁联行,共凌青云”(《代诸郎中祭太尉王相国文》)。用这样的方式来叙写祭文中必要的个性化的事实,做到了得体、切事和典雅。(四)抒情中追求哀壮美。抒情性为祭文所侧重,但李商隐的祭文并未流于一般的悲哀沉痛的情思的表达,而是笔走山川,情至寥阔,在悲痛中融入大器与苍劲,达到“声势物景,哀上浮壮”的境界。如:“书断三湘,哀闻五岭。天涯地末,高秋落景。重叠忧端,纵横泪绠。漏虬夜促,隙驹朝骋。怨藻缋之无雎,惜阳春之乱郢。言念令季,托余属城。鴒原雁序,昔日欢情,蛮圻瘴峤,今朝哭声。……呜呼!原夜依台,穷泉访路。已已金骨,嗟嗟玉树。莫和爱挽,空陈薄具。衔万里之遐城,托千里之寄喻。异时松楸枯朽,羊虎倾颓。草宿苔原,门平阙摧”(代郑亚《祭吕商州文》)。--字里行间,悲来今古,哀连造化,铺陈渲染,独具哀壮格调,确实“能感动人”。但必须看到,因为这一层次的审美要求仅仅是为满足狭义文体功能而设的,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有所不足。例如上述“能感动人”的美感因素主要是靠外在形式的美化处理而造成的,因此,这类代作祭文中,有些是仅有文之悲哀,而无心之沉痛。
  李商隐祭文更高的审美追求是抒写性灵。这也是他在所有文学创作中所追求的超越狭义文体功能,而更为接近艺术本质和美的真谛的最高境界。李商隐认为,“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在他看来,诗文中的咏叹,是缘于性灵的感发,是感情强烈冲动的结果。所以,他的一些优秀祭文,也正是他内心世界的再现和心灵旋律的记录。这些祭文(主要是亲祭之作)完成了对形美辞丽、“能感动人”的超越,达到了“既以情胜,尤以韵胜”的更高艺术境界。“韵胜”,则“高情远意”,震撼心灵。而“韵”的精髓就在性灵。因为“韵非故作悠扬语也,情赡于中,发为音吐,读者不觉其绵亘有余悲焉,斯则所谓韵也”[27]。可见,缘于性灵的韵胜之美,具有内在的、更为深邃的品味和特质。李商隐的祭文在下述两个方面突出体现了性灵韵胜:(一)在清丽之中蕴涵质朴美、真率美。清辞丽句是李商隐诗文的共同特点,他的祭文亦是清新俊逸。但李商隐并非一味“绮才艳骨”[28],《唐音癸签》卷八引杨用修语:“世人但称义山巧丽,俗学只见其皮肤耳。高情远意,皆不识也”。在李商隐一些亲作祭文中,这种“高情远意”常常是通过不加雕琢、质朴无华的直抒胸臆流露出来,发自肺腑而感人至深。如《奠相国令狐公文》:“弟子玉溪李商隐,叩头哭奠故相国、赠司空彭阳公。呜呼!昔梦飞尘,从公车轮;今梦山阿,送公哀歌。古有从死,今无奈何!……昔之去者,宜其在哉!圣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沉魄,公其与之。故山峨峨,玉溪其中,送公而归,一世蒿蓬”。又如《祭裴氏姊文》:“灵沈绵之际,殂背之时,某初解扶床,犹能记面,长成之后,岂忘迁移?……终天衔冤,心骨分裂。胞胎气类,宁有旧新?叫号不闻,精灵和去?寓词寄奠,血滴缄封。灵其归来,省此哀殒。伤痛苍天,孤苦苍天!”真率而不矫情做作,是“通性灵”最基本的要求。在《祭张书记文》中,李商隐以“瞭眸巨鼻,方口殐髭。始自渚宫,来游帝里。论极悬河,文酣散绮。体物称最,登高擅美。良时不来,躁进为耻。门巷蓬蒿,荒凉如此。落溷笔砚,寂寥而已”数句摹写出这位当时与自己同为王茂元女婿兼幕僚的连襟的容貌、才华和遭遇;又以“壶有芳醪,俎多肥羜。叫噪不闻,精灵何处”写其饮食爱好,其中尤以容貌的勾画和爱好的叙写最为简练传神。这种似俗非雅的“写真”,在传统祭文中是罕见的,可以说,这是对祭文常规写法的一种偏离。所以,有人对此持有非议,认为“瞭眸”二句,和“芳醪”、“肥羜”、“叫噪”等,“明写张是粗浊饮食之人,亦伤轻薄矣”[29]。这个评价是不恰当的。这种朴素、真实,似俗实雅的刻画描写,使人真切地感受到逝者豪放不羁、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为其英年早逝的不幸遭遇而感到惋惜,亦使这篇祭文具有生动飞扬的神韵。(二)在凄恻之中浸润深沉美、回环美。在诗歌创作中,李商隐追求的是一种凄艳之美。与之“消息相通”的是,他的祭文亦“文丽而情之恻怆自见”。这点上文已述及。不过,李商隐祭文中的凄恻却并不流于哀声悲情的浮浅摹状,而是通性灵、重真情,因而具有含蕴厚重、深情绵邈的特点。如《祭小侄女寄寄文》:“哀哉!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申,结悲伤而何极!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时吾赴调京下,移家关中。事故纷纶,光阴迁贸。寄瘗尔骨,五年于兹。白草枯荄,荒途古陌。朝饥谁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令人读来,在感受悲哀的沉痛同时,还感悟到作者所承担的责任的沉重!正是这种振兴家道的使命感以及使命无法实现的无奈感,才使得充溢在祭文中的悲哀是那样的深刻、那样的沉重。又如,《为外姑陇西郡君祭张氏女文》:“呜呼!曩昔容华,生平淑婉,漠然不见,永矣何归?将籍挂诸天,遥归真路?将福兴静城,须赴上生?将为衅累所招,遂沦幽界?将是疗治不至,枉丧韶年?千惑装怀,万疑叠虑。触途气结,举目心摧。天实为之,复将何诉?”在这篇代岳母而作的祭文中,李商隐融入了自己对人生、对宿命的思考和质疑,并拈涉佛、道理念,连用六个问句婉转含蓄地抒发了真挚深切的哀痛之情,并在反复回旋中寓于深远的寄托,故而神韵悠长。
  李商隐的祭文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黄侃在《量守庐学记》中说:“樊南四六,上承六代,而声律弥谐,下开宋体,而风骨独峻”。这个论断极为精到。在李商隐所有的四六文中,祭文的文体特点和诗化的艺术特质,使“风骨独峻”的艺术风格在李商隐的祭文中体现得极为突出。这一风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即悲慨心态、否定意识和古文气韵:(一)李商隐的悲慨心态是形成“风骨独峻”风格的关键因素。怀才不遇,屡遭挫折,使李商隐不得不“英俊屈沉,强颜底意,趋跖诺虎”,于是他的诗文往往充溢着“扼腕不平之气”[30]。作为这种悲慨心态的反映,李商隐的祭文大都“其文危苦激切,悲忧酸伤于性命之际”[31],具有一种独特的沉郁顿挫气质。而李商隐继承楚辞传统,善用比兴以抒写伤感、控诉黑暗的表现手法,又使这种气质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深化;如,“松欲秀而先蠹,玉将攻而遽毁”(《为濮阳公祭太常崔丞文》),“屈平忠而获罪,贾生寿之不长”(《代李玄为崔京兆祭萧侍郎文》)。更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李商隐不得不长期寄人篱下,“强颜低意”;但他始终不失傲骨。在诗歌中如此,在祭文中也是这样。如,《奠相国令狐公文》:“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人誉公怜,人谮公骂。……愚调京下,公病梁山。绝崖飞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镌辞墓门。临绝丁宁,托尔而存”,字里行间饱含感激、哀恸,又不乏自尊、自重,“吐属大雅名贵”[32]。(二)否定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批判倾向,是李商隐祭文“风骨独峻”的基本内核。作为一个正直、希望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对当时衰败的社会和没落的时代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体现了他进步的政治倾向和高介的人格定位。在《别令狐拾遗书》中,李商隐淋漓尽致地抨击了龌龊黑暗的社会现象,发出“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飏耳”的感叹;在他的祭文里,也一再对人生、世道和天理发出怀疑、否定和批判。如,“为善何益,彼苍难知!”(《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神道甚微,天理难究”(《祭张书记文》),“何为善之无凭,而降灾之甚速!”(《为李郎中祭舅窦端州文》)这种“雅道虽漓”[33]的倾向和批判现实的意识,是与屈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精神一脉相承的;其精神内核在风格上的映射,则表现为刚健挺拔的风骨特征。(三)李商隐祭文“风骨独峻”是与其特有的古文气韵分不开的。上文说过,出于仕途及谋生的需要,李商隐由注重形神兼备的古文转而专攻今体骈文;可是“形”的变异并不意味着“神”的湮灭。随着对人生、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刻、全面,李商隐祭文中益发注入了“瑰迈奇古”的古文气韵。如《重祭外舅司徒公文》:“呜呼哀哉!人之生也,变而往邪?人之逝也,变而来邪?冥冥之间,杳忽之内,虚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将归生于形,归形于气,漠然其不识,浩然其无端,则虽有忧喜悲欢,而亦勿用于其间矣!苟或以变而之有,变而之无,若朝昏之相交,若春夏之相易。则四时见代,尚动于情,岂百生莫追,遂无可恨?倘或去此,亦孰贵于最灵哉?”这是将古文宜于议论的长处移植到祭文之中,且此段议论哀缓沉重,哲理深邃;语式则整散错落,骈俪之中亦见古朴。--语言形式由变异而产生的灵动的美感,与深层蕴涵的化生死于洪宇、变有无于浩漠的理性的深邃高远融于一炉,形成了苍劲雄峻的风骨神韵。

  虽然李商隐在《樊南乙集》序中说:“此事非平生所尊尚,应求备卒,不足以为名”,但他的这些作品在骈文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文体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汪辟疆曾指出:“樊南四六,乃为唐宋文体转变中一大关键”[34]。作为樊南四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商隐的祭文无论是在审美情趣,还是在文学品位、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是独具匠心、不同凡响的;于是也就最直接、最显著地体现了樊南四六的成就。可以说,祭文是李商隐骈文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值得关注的是,李商隐的祭文在形成凄丽沉郁的悲美风情的同时,也融注了扬弃精神和创新意识。正如他的《韩碑》诗模仿韩愈,在凄艳诗风之外,又树雄健一格一样,李商隐的祭文在繁缛流丽中也化铸以古文散语的苍峻骨力,透露着他尊尚韩文的消息。例如,他的《祭小侄女寄寄文》虽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在语体上有所不同,但其清朗质朴的神韵却是一脉相通的。而《祭小侄女寄寄文》不用典而用熟语的写法,又在欧阳修《祭石曼卿文》和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中得到沿用和发展。另外,散体、好用议论和长句对等后来成为宋代骈文特点的因素,在李商隐的祭文中已为滥觞。所以,“樊南一体”不仅“开宋四六之风”[35],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了欧阳修、苏轼等人对宋代骈文改革之先河。李商隐的祭文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樊南文集》卷七
  [2]《新唐书》卷二0三
  [3]《旧唐书》卷一九0
  [4]洪亮吉《北江诗话》
  [5]水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一五
  [6]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二
  [7]同[3]
  [8]同[1]
  [9]刘师培《文说》卷四
  [10]吴讷《文章辨体序说》
  [11]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卷三
  [12]冯浩《樊南文集详注》卷六
  [13]姜书阁《骈文史论》
  [14]《中国同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第六节
  [15]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第九章第四节
  [16]《文心雕龙 祝盟》
  [17]《新唐书》卷二二五
  [18]《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
  [19]《戏题枢言草阁二十三韵》
  [20]《樊南文集》卷四
  [21]沈厚塽《李义山诗集缉评》
  [22]樊南文集》卷七
  [23]《刊误.释怪》,见《左氏百川学海》甲集电
  [24]《李义山文集书后》
  [25]孙梅《四六丛话》卷二五
  [26]《樊南文集》冯浩注《为李郎中祭窦端州文》
  [27]林纾《春觉斋论文 流别论》
  [28]吴乔《围炉诗话》
  [29]《樊南文集》卷六《祭张书记文》冯浩按语
  [30]黄彻《 溪诗话》
  [31]《樊南文集 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
  [32]东方树《续昭味詹言》
  [33]陆时雍《诗镜总论》
  [34]转印自《人大复印资料》1995年第二7期吴在庆《樊南四六刍议》
  [35]罗惇曧《文学源流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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