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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宋代宗室的宗法文化特征         
略论宋代宗室的宗法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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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樾

  宗室是我国古代历史中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社会集团,宋代是其阶梯状发展中的成熟时期。在宋代以宗法文化为核心的新型宗法制确立、丰富的前提下,宗室成为宗法国家的一个文化象征。他们在道德上修身自律、尊礼重德,在文化上的种学绩文、尊师重教,在政治上的忧国忧民、精忠报国,体现出宗室鲜明的宗法文化特征。由此,宋代宗室不仅为宋代创造出一个无"宗祸"的历史现实,而且在其自身不断完善、发展中影响和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大发展。
  关键词 宋代宗室 宗法关系 宗法文化特征 政治文化
  作 者 都 樾,1970年生,南通师范学校讲师。

  谈到宋明宗室,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说:“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矣矜,不知礼仪。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为天枝,实为弃物。”[1] 由此,经济生活上的奢糜,伦理道德上的败坏和政治现实中的无能,构成了后世观念中所谓宗室“弃物”论。然而,对于这群“弃物”,一部《宋史》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记载他们的世系、事迹,这种帝王家族史的倾向也成为后世学者批评《宋史》是所有正史中编篡质量最差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事实上,这一"弃物"群在两宋三百三十多年的国运延续中繁衍成一个极为庞大的社会集团。同时就整个古代史来看,宗室又是我国古代社会历史中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社会集团,而宋代是其阶梯状发展中的成熟时期,它在宗法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道德文化规范等方面为以后的明清时代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范型。因此,有必要抛“弃物”论这种绝对道德化的价值评判,而本文即试从宗法文化的角度对宋代宗室存在、发展的合理性、独特性进行一番正面深入的剖析。


  在王朝统治集团中宗室作为专制君主和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帝王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双重影响、作用下,由其在王朝中特殊的神权地位、宗法地位和政治、经济地位构成的其本身特殊的文化价值和它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断积淀、延续的宗族特殊性,决定了宗室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文化群在历史演进中的特殊性,有着其本身独特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使宗室同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所“朝臣视之若非同类者”。[2] 而在承唐末五代干戈攘扰之余,“兴文教”、“正名礼”、“隆宗法”的宋代,这种区别则更加清晰明了。这点连宋人自已也看得十分清楚,宋. 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有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与宗室赵汝谈的一段议事:“赵公启文忠曰:‘当思所以谋当路者,毋徒议之而已。'文忠答以:‘公为宗臣,因当思所以谋。如某不过朝廷一议事之臣尔。'”这里所言“宗臣”与“议事之臣”的不同在背后则反映出宋代宗室鲜明的宗法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制社会”,国家是宗法关系的政治表现,“国家是由统治者家族的宗法关系为主干(周)或核心(秦汉直至清)来建立的,国就是家,家也就是国。”[3] 宗室是国家宗法关系的产物,毛诗注曰:“宗室,大宗之庙也。”以后逐步演化为指与“大宗”──帝王、国君有着直系血缘关系的宗族,在宋代五服之内称"宗室",五服之外则称“宗室子”。而西周社会典型的宗法制在之后数百年反复争议的实践中最终崩溃,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以一种新的形式发展了宗法制──将宗法的继承制度、名分制度以及宗法人伦的文化功能不断加强,使之成为宗法关系“核心内容”。宋代正是这种新形式花落蒂结的成熟时期。隋唐以来,宗族势力虽日趋削弱,但宋代以后,“著族必有谱”,宗庙盛行,族权又转盛。这大大激发了宋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学士文人,尤其是理学诸家重建宗法、分封、井田制的政治模式的理想,即所谓“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之论。[4] 从而“他们将伦理上升为天理,将宗法说成是宇宙精神,强化了宗法观念的渗透力和感染力。”[5] 如此宗室之设“分布枝叶,庇阴本根,张大王室,壮观天下,使英豪无间辞,无异议,谓四海之内尽是一姓。”这是“帝王制御天下之长策”,也使宗室成为天下、家邦之楷模,然后放之四海才可以达到“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功效。[6] 那么在这种新形式中,宗室由宗法关系中的政治核心转为文化核心。
  在宋代宗法关系中,对于君主统治而言,“王者之道,以笃亲亲,隆仁爱为先也。”[7] 示仁爱则厚恩礼,必须改变秦以后“封建废而宗法坏,帝王之裔,至或杂于民伍,沦为皂隶”[8] 的现实,对宗室“郊祀、明堂、遇国庆典,皆有禄秩,所寓州县,月有廪饩”,[9] 更“优之以爵禄而不责以事”,如此,“亲亲之义,恩莫大焉”,[10] 更达到“以此明人伦而厚风俗”的文化效果。[11] 然而,“天族之贵,溺于燕安,往往自陷非法”,[12] 于是在示叙睦之恩的同时更需匡正前代对于宗室“宠之太过,任之太重”的弊端[13],严宗法,绳之以邦典。宋代从太宗开始,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宗室制度,推行一套“宗室法”,所谓“宗正有籍,玉牒有谱,宗法有教。”[14] 为此,历朝不断颁行了如《宗室座历铭》、《宗室善恶宝戒》、《宗室六箴》等劝戒性文书,“意在规劝宗室之良也”。[15] 同时,又制定了一套防范宗室的“宗禁”,如宋初,“诸王邸散布京师,过从有禁,非朝谒从祀,不得时会”,“在宫有出入之限,有不许外交之禁,宫门有讥查之令”。[16] 如此,在宗法关系中对宗室政策进行的调节,为宋代宗室法文化核心地位的实现提供了有力地保证,也构成了以后明清时代宗室政策的范型。

  宗法的核心是人伦法则,人伦法则的核心是儒家的基本道德观。张灏先生认为宋代理学形成以后儒家的道德伦理大体可分两面:以礼为基础的儒家德性伦理的核心是四书中《大学》所强调的三纲领、八条目,包括两组理想:(1)儒家的人格理想──圣贤君子;(2)儒家的社会理想──天下国家。[17]  在宗法关系中道德践行的基础是宗族,所谓“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18],那么宋代宗室作为“国家的宗族’则被要求始终以一种尊礼重德的文化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且这种伦理要求在宗法关系中构成了一个有序的结构。首先是确保爵位、荣禄和嗣续。宗室的“室”本意是指一种财产、权力的继承关系。《说文解字》曰:“室,实也”,“实,富也,从门,从贯,贯,货贝也。”显然,在先秦“宗室”是指“货贝”之财,也包括了土地、人口、牲畜、器用等在内,它是古代宗法关系下宗族的财产单位。由此,怎样确保财产及其支配权、继承关系,成了宗族的核心问题并上升为道德伦理的要求。到宋代确保宗室爵位、荣禄和嗣续则成为宗室首要的伦理准则,是“宗庙社稷万世之长策”。[19] 如此才能“使同姓长强,异姓无得而踰之也”,[20] 使封建国家的一统和王权的巩固获得了“使运久远”的文化意义,同时宗室也在君主国家的存在价值中获得了与宗庙同等的宗法文化意义。宗室能“终于禄位而有归全之美”[21] 则成了他们基本的文化美德。
  第二,宗室必须遵守以忠孝为核心的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努力塑造圣贤君子式的理想人格,进而实现天下国家的社会理想。由于宗室这些“宫中终日骑木马,放鹁鸽者”[22] 往往娇奢不训,只有学会“恭顺自持,阅习义理,以贵骄为可戒,乃能保其荣禄矣。”[23] 因而这为宗室宗法伦理、道德文化的传承赋予了具体的文化内容,有所谓"先教法而后治法",[24] 这里的教法即是以宗法道德规范为核心的。宋代历朝帝王都不断颁行关于宗室道德规范的敕令,如宋仁宗时有吴王府教授作《宗室六箴》:曰视、曰听、曰好、曰学、曰进德、曰崇俭。[25] 可见孝梯、恭俭、礼节成为判断宗室文化行为的基本标准,因而宗室只有做到“修容止,进退有法”[26],“忠厚以为质,礼敬以自文,……,得诸侯之孝,履信思顺,小心自将”,才能“没齿无过”,达到“合于大有之贤”的美德境界。[27] 为了成就合于大有之贤的德业操守,保证王朝国脉的根固,有效的管理约束是重要的保障。宋初设立宗正寺管理宗室,到仁宗景三年以宗室人数众多,特置大宗正司,大宗正“以皇族位高有德望者领之”,[28] 其职责是“先以正而为率,勉夫怠堕,唯其善是从”。[29] 如此教养子孙,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稽查。而史载宋代宗室“无职事之劳而有考绩之法”[30],既无职事之劳,其考绩的内容则是德业操守如何了。如元祐间苏轼先后三次向朝廷举荐宗室文人赵令畤时,宣仁太后就以“宗室聪明岂少哉?顾德行如何耳”[31] 的理由置而不用。由此,德业操守又被赋予了现实的政治意义。德业操守的标准是“绰有士人之风,孝忠著闻。”[32] 如宋人在评价宗室中唯一入相的赵汝愚时,称其父赵善应"孝友仁厚,被服儒雅",并以此“益教其子”,由此赵汝愚才能“以风节惠爱有闻于时”,连朱熹也说“天下不以贤其子,而曰子直(汝愚字)之能为此嗟乃父之教也。”[33] 而事实上有宋一代宗室的德业事迹在史书中传载不绝,其中有“以礼法自居”而备受人推崇者,如赵惟和等;有孝悌友爱而知名当世者,如赵克端、赵彦端等;有赡养亲族不遗余力者,如赵希“仿范文正公遗意,买田为义庄,命僧出纳,以享先赡族”;有礼教子孙者,如赵希瀞作《瀞斋诗稿》“内二十章为宗族尊幼而作,于伦纪最隆”,又如赵性夫在病重不忘“累二千言戒子孙”。[34] 当然以上这些事迹为宋代宗室增添了文化的凝聚力,也使宗室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道德文化象征。反过来讲,宋代宗室倒没有像历史上其他王朝的宗室那样,史书上满是记录着他们大量荒淫无度的事例,而如明代宗室“时时挟弹露剑驰逐郊外,奔避不及者击之,髡裸男女以为笑乐”[35] 的荒淫,更是我们在宋代宗室中绝对看不到的。相形之下,如宋仁宗时宗室允迪“居父丧不哀,又尝宫中为优戏”,[36] 神宗时“西南两宗无赖者,至纵其婢使与闾巷通,生子则认为己子而利其请给”[37]及哲宗时济职郡王宗景以妾为妻、商人石有邻与宗室议婚“窃宠蠹国”[38] ──这些在其他王朝根本是文人、史家们批评不过来的事情则在宋代遭到廷臣们的百般攻击,当事人也遭到了朝廷各种处分,这从一个反面反映了宋代统治者们关心宗室德治的程度,也势必造成宋代宗室“其道德足以压服人心,其闻望足以怂动人听,其议论臧否足以轻一时、荣万世”[39] 的社会效益,进而实现“封建子弟,藩屏王室,所以厚人伦而宁天下”,[40] “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41] 乃至于“天下国家”的社会理想。

  “学所以修身,修身则无不治”,[42] 在宋代这个“兴文教,抑武事”[43] 的崇文盛世,宗室的学术水平、文化品味、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构成的文化美德是宗法伦理价值得以实现和升华的文化基础,故朱熹曾说:“(宗室)能修文学以至爵位,又能得当代名胜之文字,以显其亲而垂无穷,是亦可谓贤矣。”[44] 宗法伦理的要求之下,宋代历朝帝王多能以“学术勖宗子”,使其“崇向艺学”,加之以宋代日臻完善的宫学、宗学制度,就大大促进了宗室良好学风的形成,也造成了宋代宗室“袭儒冠之盛固不乏人”[45] 的景象。宋代宗室“刻意为学,欲以文字成名”[46],其中有如真宗戏呼之“五秀才”的宗室德文“凡经史百家,手自抄撮”,宗室世开“日诵万言”的刻励[47];有如赵汝谈“自少至老,无一日去书册”的持之以恒;有如赵庚夫“杜门若学,贯穿百氏,特邃于易,善纬书,生一榻下,筹布不已,以为世道隆替,人事成坏,皆系乎数”的寓学于世事[48];亦有如赵彦橚“学无不习,习无不究”的博学深究。而这些宗室又往往能“以文行训勉族属”,“新学宫,命宗子入学,闲以规矩。”[49] 如《宋史·宗室传》载:赵善誉以“宗子寓蜀者,少业儒”,“即郡痒立学以教之,人始感动”;绍兴间赵士晤知南外宗正事,“时泉邸新建,向学者少,士晤奏宗子善轸文艺卓绝,众所推誉,乞免文解,由是人知激劝。”宗室较为普遍的尚学风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贵游公卿之子弟,州乡庠塾之士人,莫不上靡德音,下修志业,四方风动其教,不肃而成矣。”[50] 也使部分宗室逐步将自身纳入到学士文人的行列,所谓:“要与宗盟立纪纲,俯从多士较文章。”[51] 其中更体现出宗法文化对宗室的文化要求。正因为如此,才有叶适劝说赵汝谠"名门子安可不学"之语。[52]
  “学问发明由于师训”[53] ,一方面,宋代朝廷非常重视宗学官员的遴选,多择学问精博,志行端修之人。另一方面,宋代宗室中普遍流行重师敛士的游学之风。宋初,真宗时宗子德文“数言愿得名士为师友”,特命翰林学士杨亿与之游。[54] 以后,赵令畤 、令铄、赵令唆、赵叔盎等与苏轼、黄庭坚为首的一批文人墨客往来唱和,大开宗室游学之风。南宋初建,宗室“散处遐方下国,又皆疏属卑秩,不近畿甸”,“攻苦食淡,与寒士角其间”,多“种学绩文,砥节励行者”。[55} 而从中宗室更获得了广交博游的机会,如赵善湘之父不陋“从高宗渡江,闻明州多名儒,徒居焉”。[56] 由此,孝宗以后至宋末宗室师从、交游名士逐渐形成一股风潮,尤其是在宁宗朝宗室赵汝愚执政,“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之时,[57] 宗室亦为参政预政的政治热情所激励,以赵汝靓、赵善誉、善佐、善坚、赵以夫、赵师渊、师雍、师夏、赵彦橚、彦秠等为首的一批宗室同朱熹、陆九渊、张栻、叶适、吕祖谦等名臣讽议时政、辨析义理,他们或师从名师,得其奥旨;或创建书院,“讲习不倦”。这些宗室在朝廷、在地方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一时名胜争迎至馆毂,且遣子弟从之游"的景象,[58] 从而也将宗室文化逐步推向发展的顶峰。
  此外,宋代宗室还在地方创建学校,为社会普及教育和传播文化作出了贡献。宗室近属如孝宗子魏惠宪王恺“辍属邑田租以赡学”,如赵不怠所知巴东开州“俗鄙陋”,“为兴学,俾民知孝义”。[59]而另有赵善俊、赵汝鐩、赵师夔在地方增筑学舍;有赵以夫、赵希言、赵汝堂等增置学田养士。另外,宋代是书院日趋兴盛的重要时期,而宋代宗室亦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攘助作用。例如,有赵汝谟于嘉泰元年(1201年)建太和县龙洲书院,周必大为之记;有赵汝愚、赵汝靓兄弟建东山书院,延朱熹主持讲学,直至明代人们仍以汝愚、汝靓配祀朱熹;有赵师秀、赵立夫、赵汝谠等捐资扩建明道书院、慈湖书院、全州清湘书院和平江府虎丘书院,赵孟奎、赵必愿为明正书院、东莱书院增置学田;有赵栉夫作《濂溪小学记》、赵与渝作《岱山书院记》;更有如赵汝酬、汝训、汝腾等在各地书院讲习不倦。[60] 由此,宗室的兴教举措受到世人的赞誉和响应,在当时文人学士中传为美谈,如宗室赵彦绳知崇安县时,以荒废寺田助县学的事迹及赵彦秠建镇学,百里之间弦歌相闻的事迹,朱熹和杜孝严皆为之记。

  宋代宗室在宗法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也造就了宋代宗室的一种以宗法文化为依托的特殊的政治文化。为解决前代宗室在政治上多所经历的宗藩强盛、尾大不掉同子弟单微、孑立无救的两难问题,宋代基本执行“但推至公,尊礼勋臣,廉抑宗族”的政策[61]。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宗法关系下宗室政治角色的二分性基础上的,这种二分性在王朝的政治体系中被解释为“陛下之于宗室,属则父也,尊则君也”[62] 的区分。由此,王朝一面在政治体制中对宗室"赋以重禄,别无职业,使展其效"[63] 或“优之以爵禄,而不责以事权”。这样,对君主作为“父”而言,“陛下之于宗室,以爵贵之,以禄富之,以诗书礼乐教之,以忠孝仁义成之,可谓得亲叙之道矣。”[64] 同时作为“君”而言也做到了“执谦不私其亲”、“天下之公器不可私”[65] 的公正合理。然而,宗室在王朝设计的社会政治制度、结构中却成为一个消极、被动的寄生阶层,所谓“埋设抑压,仅同豢养”。[66] 这样的政治框架中宗室在国家政治中失去了充分参政、预政的机会,“宗子虽有文武异才,终身不试。”[67] 这种情形到北宋中朝在因宗室人口剧增而为此国家财政日益拮据的压力下,一些有识之臣无不慨叹!“祖宗后裔岂无贤才,而一概废而不用,深可惜也!”[68] 于是,神宗熙宁以后直至南宋逐步实行"命宗子出补外官,分任事,列于有职之臣"的政策[69],使宗室中坐享爵禄的人数减少,而担任实际职务者增加,但是宗室在任职范围和权限上仍然有着许多的限制,如宗室不注缘边差遣,不得为将官,不为执政,不差事官等[70] ,总体来讲并未摆脱宗室在政治制度中的被动与消极。然而,另一面"父"与"君"又是二而一的。“宗子维城,用期磬石之固”[71] 宗法理想,决定了“自古宗英当被襟于大任”[72] 的政治理想。由此,历史又显示出宋代宗室在政治文化中是积极进取的。尤其是面临两宋历史中持续不断的边患、兵祸现实,宗室又在政治文化上被赋予了另一种特殊的文化意义。早在庆历四年,枢密使富弼即上奏认为“尔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声名渐著,闻于敌人,亦谓南朝宗室有人。”[73] 目的是使宗室成为牢根本、固藩屏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力量。至南宋高宗时言臣陈渊上“论用宗子奏”,建议在当时国土沦丧、兵祸连年、政权敷成的局面下搜罗那些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宗室疏属,让他们领方面、据兵权,其现实目的是使“敌人闻之必谓中国亲族多,贤足以自辅,自然畏威而不敢肆矣”[74] 在这种政治文化的要求之下,再加上远枝疏属在科举入仕的问题上的优先政策,使南宋时期宗室任官和补外官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多被任命为地方要镇的军政长官,就拿南宋都城临安知府来讲,在自建炎三年(1129年)升为临安府后到德 二年(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这一百四十多年时间里,上任的一百五十余人次中宗室就有十人,其中有任期最长的赵与筹、 赵时侃, 有“三任”、 “两任”的赵与 等六人。很显然,强调宗法政治文化的威慑力量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直至宋末咸淳末年面对元军步步近逼的危险形势,“廷臣议众建宗室于内郡,以为屏”[75] ,也是这种政治文化的继续,然而此时再是“众建宗室”也无法起到收拾人心、震慑蛮夷的实际功效了。当然,宋代宗室在这种宗法文化上的特殊意义也构成了宋代宗室政治文化特征的独特性。其具体表现首先是在宋代的政治历史中宗室多精忠救国、抗贼御敌之士,尤其在北宋、南宋之交和宋末民族危机之时宗室中更是豪杰备出。朱熹曾说:“靖康之祸,近属虽颇北迁,而疏远在外者,往往能建勋绩,其抗群盗拒仇虏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76] 据《宋史·忠义传》所载于靖康、 建炎间抗金和宋末抗元斗争中精忠报国的宗室就有25人之多,而事实上那时结师勤王、奋起反抗,保江山、卫社稷的宗室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至于宋亡入元后,赵宋宗室多隐居不仕,以保气节,如赵士亨、赵文孙、赵必象 、赵偕、赵奕等;也有遁入空门者,如赵孟间入元后遂为道士,后为僧,号称"三教遗逸子孙"。虽说也有如赵孟頫等宗室做了元朝的官,这些人却遭到了时人、后人的讥议, 如《乐郊私语》载有后人杜撰的赵孟頫在拜访赵孟坚受责难而退的故事,赵孟頫走后,赵孟坚则“令苍头濯其坐具,盖恶其作宾朝家也。”这也从反面证明应有很多的宗室遗民是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其次,宋代宗室中多不畏权奸之臣。仅《宋史·奸臣传》记载就有:建炎间, 金人执宋权臣汪伯彦之子求割地相州,宗室相州知府赵不试固守不允;秦桧擅权时,有安定郡王赵令衿“观(秦)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为汪召锡所告。……诏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有知宗正寺赵士亵“请以百口保(岳)飞。”结果被窜死建州;在韩侂胄、史弥远用事炽甚时有赵汝谈、赵汝谠兄弟及赵彦橚等宗室文臣不畏强权,昌言非是;至宋末更有福王赵与黄募人杀死权臣贾似道,为时人所育。特别是在南宋末期韩侂胄专横于前,史弥远弄权于后,国是日非。于是一批志士仁人掀起了一股斗争潮流,在宗室中也有所谓“宗室七贤”颇受时人推崇,有诗赞云:“不学炎凉不自得,动和权势作仇雠。”[77] 第三,宗室中多忧国忧民、积极参政者。他们每每“自以国家亲贤,多所谏止”[78],所谓“立朝好言天下事”。[79] 即使五服以外的远宗支系也“虽以公族疏远,流落江湖,而忧国之深犹在廊庙”。[80] 至宋末“国事将亡,谏疏不息,必褒卹而后止。是盖历代所难得者欤?”[81] 他们中一部分人在神宗熙宁以后,尤其是南宋时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居官廉靖自将,颇有政绩者大有人在。如赵与欢尝谓:“士大夫有贪声,则虽有奇才奥学,徒以蠹国害民尔。”而其死时,“金带犹质钱民家”。82所以,《宋史》赵汝谈等传有论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显用,各能以术业自见。”
  综上所述,作为天下国家的文化象征,宗室在宋代新型的宗法社会中获得了其成为王朝统治核心力量之一的合理的权力基础。他们在道德上的修身自律、尊礼重德,在文化上的种学绩文、尊师重教,在政治上的忧国忧民、精忠报国,体现出宗室鲜明的宗法文化特征。由此,他们不仅为宋代创造出一个无"宗祸"的历史现实,而且在其自身不断完善、发展中影响和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大发展。

注释:

[1][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宗室》第334、336页(岳麓书社1994年5月版)
[3]杨 适:《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第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4]张 载:《张横渠集》卷5《经学理窟·宗法》(福州正谊堂版)
[5]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唐宋元明清卷)》第31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6][38][50][55][62][66][73][74]杨士奇:《历代名臣秦议· 宗室》卷76、77(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1][63][64][68][69][71] 赵汝愚:《诸臣奏议·帝系门·宗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14][31][36][41][47][49][52][54][56][57][59][75][78][79][81][82] 元·脱脱:《宋史》第5661、8665、8665、8681、8707、3618、8675、8677、8687、12397、8675、12400、12767、8733、13266、13262、8760、8666、12407(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
[10]《中兴两朝圣政》卷59 "淳熙八年正月乙亥"(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
[11][12] 周 恽:《清波杂志》卷3、11(中华书局1994年9月版)
[13] 程 颐、程 灏:《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1(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
[15][24][25] 王应麟:《玉海· 官制·宗戚》卷130
[16]汤寿潜:《三通考辑要》卷19文献通考.帝系考(光绪25年图书集成局铅印)
[17]张 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原载《二十一世纪杂志》(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第3期
[18][21][27][32][67]苏 轼:《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3月版)
[19][20]王 洋:《东牟集》卷9(商务印书馆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22][34][48]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9、155、148 (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
[23]胡 寅:《斐然集》卷12 (商务印书馆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26][29]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9(中国书店1986年版)
[28]吴自牧:《梦梁录》卷9"大宗正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 月版)
[30][42][53]吕祖谦:《宋文鉴》卷39、38、34(江苏书局民国三年版)
[33][40][44][46][58][76][80]朱 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2、84、83、91、91、84、92(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
[35]张庭玉:《明史》第3610页(中华书局1974年3月版)
[37][65]周 密:《齐东野语》卷8、1(中华书局1988年1月版)
[39]王之道:《相山集》卷25(商务印书馆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43]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18第149 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45]綦崇礼:《北海集》卷9 (商务印书馆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51][77]华 镇:《翠微南征、北征录合集》卷5、7(黄山书局1993年11月版)
[60]见陈谷嘉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54、560、101 、 120 、 174 、 136 、 357 、 126 、 114 、 97 页
[70]苗书梅:《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原载《史学月刊》(郑州)1995年第5期
[72]曹彦约:《昌谷集》卷6"除知成都答湖南赵漕启"(商务印书馆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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